在大海的深蓝色的浓雾/一片孤独的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陌生的异地/它抛下了什么/在那遥远的故乡……

——陈嘉庚，华侨博物馆（厦门）

文丨王千马

来源丨吾球商业地理（ID：wuqiushangy）

北有胡雪岩，南有？

没错，正是张弼（bì）士。

事实上，这是一位比胡雪岩更厉害的主。

胡雪岩是众所周知的红顶商人，高阳的书里都写过。

但他混到最后，也只是一位二品大员。事实上，本只有三品，为布政使衔，不过其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

相反的是，张弼士头上的可是一品顶戴。

更多人不清楚的是，这个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今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的客家人，还是那个时代的华人首富。

他的财产比清政府国库都多，是同时代胡雪岩的4倍，可谓真正的“富可敌国”。也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他另有一个标签，也许说出来大家对他更有观感，那就是张裕葡萄酒的创始人。

之所以记得胡雪岩而不知张弼士，在于他一度远离中国当时主流的政治话语，不像胡雪岩那样紧密地和官家捆绑，荣辱与共。

同时，他也常年的漂泊在外，18岁那年，他就奔赴荷属巴达维亚谋生。此后，他将自己大部分青春和传奇，都挥洒在了这个异国他乡，并在此成就自己，最终出口转内销，墙外开花，好不容易熬到了墙内香。

在今天，荷属巴达维亚的名字已然很陌生，但转换一下字眼，也许大家便恍然大悟：

它其实便是“千岛之国”印尼的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既是世界著名的海港，也是年亚运会的主会场——雅加达。

那个时代，他和雅加达一样，都身不由己。

南洋，在本文主要是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其与西洋、东洋、北洋相对应。西洋指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印度洋地区，还包括欧洲或更远的地方，清朝一度特指欧美国家；东洋特指日本。

下南洋，自寻活路

在福建福清上迳村东南侧塔山之巅，有座鳌江宝塔。

塔为石塔，八角七层楼阁式，仿楼阁式花岗石结构，通高25.3米，须弥座。其一、三、五、七层门旁均镌刻“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妙法莲华经”、“愿四海宁谧，愿五谷丰登”、“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等联句。

从福清博物馆，吾球君（）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该村林氏有十八家子弟飘洋过海谋生，18年未归，18位望夫心切的贤妻合议捐银造塔，望夫归来，每晚轮流上塔点灯，为海上行船导航。

年复一年，终不见夫君归舟，相继抱恨死于塔上。

故后人又称此塔为“望夫塔”。

望夫塔

这个故事饱含血泪，它最起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国人下南洋谋生，不是近代才发生的事情，而是极具有历史感。

吾球君（）也曾特地赶往厦门华侨博物馆，在它们提供的史料中，可以看到，早在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各国商贩络绎于途，中国人也因之流布四方，进而定居、繁衍。

日后，中国人还通过多种途径，如文化交流（如出国取经弘法、游历著书的僧侣）、商贩贸易、出洋谋生，成为南洋诸国及世界各地的侨民。

此外，战乱兵祸、政权更迭也迫使一部分人逃逸南洋成为华侨。

像年战败的明将杨彦迪、陈上川率兵余人到越南美荻（今定祥）、盘辚（今边和）；年罗芳伯率天地会众百余人开发西婆罗洲，后发展至11万人……

不断的量变累积到了明末清初，终于有了质变，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东南亚的浪潮。

只是“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要是有一碗饭，谁都不愿意像“望夫塔”那样，抛家别子。

更可怕的是，这些下南洋的华人，有很多是被西方殖民者盯上的契约华工。它们对东南亚的殖民活动，也需要有更多劳动力的参与。

然而，名为契约华工，但实为“卖猪仔”，很多人成为奴隶走私下的牺牲品。

在秘鲁，猪仔的社会地位在黑奴之下！

从年香港开始拍摄第一部“黄飞鸿”电影开始，到如今已然拍了多部，但最经典的，应该是徐克拍的黄飞鸿。他拍的第一部，就是以黄飞鸿阻止洋人将唐人卖往旧金山做猪仔为主线，梁宽拜师为副线。

等待他们的，不仅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更有超长工时、雇主殴打、微薄工资下的未知的生死。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出国，远不如现在的习以为常。

不仅要承担未知，更重要的是政治风险。

进入清朝之后，由于闭关锁国的封闭式观念和管理体制，以及防止乱从海上来，让它们从朱明手上夺取政权之后，就对海外移民充满着敌视，海禁条例一度壁垒森严。

如果谁敢踏出国门一步，就是“贪恋无归，自弃化外”的“浪民”，不值得为他们投入感情。所以，这些下南洋的华人，都很难得到祖国的庇护。

直到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也就是年，清政府才正式承认海外移民，允许国人自由移民，同时还要给予领事保护。

只是在18岁离开家乡过番的时候，张弼士还没碰上这样的“好时候”，但他不得不走。

他的老家大埔曾有谚语：大埔有三坪，番薯粟子压唔赢，有女切莫嫁三坪。

这“三坪”便是指湖寮黎家坪，枫朗溪背坪，以及他出生的西河车轮坪（今车龙村）。

更加不幸的是，年，他的家乡又遭遇严重灾荒。

所以，还是下南洋吧，尽管前程渺茫，但留在家乡，连媳妇都娶不上。

当统治者不能给人美好的生活，我们只能自寻活路。

香料没有带来幸福

反而引来了殖民者

印尼，印度尼西亚（Indonsia）的简称。东南亚国家，也是马来群岛的一部分。因为拥有个左右岛屿，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面积较大的岛屿有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伊里安岛（新几内亚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当然，最吸引中国人的，还是位于爪哇岛东边的巴厘岛。首都雅加达则是在爪哇岛的西北部。

这个时候的雅加达，也在屈辱中呻吟。

在荷兰殖民者到来之前，它还叫查雅加尔达（Jayakarta），意即“光荣的城堡”。

那是因为这里的人民曾在此打败了葡萄牙殖民者的舰队。

这也是日后雅加达这一名字的由来。

只是，它们打败了一个，却又很快面临了下一个。

没有哪个殖民者不觊觎这块原始却充满着活力的土地。

由于地处热带，加上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印尼自古以来便有着丰富的香料出产。

在印尼常用作调料的香料就至少有十多种，沙林叶、豆蔻、石栗、黑栗、芫荽籽、沙姜等等，以及丁香。

其马鲁古群岛（MalukuIslands）在中世纪就以“香料群岛”闻名。

对尤其喜欢香料的西方人来说，这些香料无疑比金子还贵重。

香料之于西方，犹如LV、GUCCI之于今天的中国人。

很多时候，谁都希望拥有好东西，但在没有实力保护它的时候，好东西往往带来的不是好运，反而引狼入室。这几乎成了整个东南亚数百年来的宿命。

正是为了独占香料贸易与抢夺殖民据点，尤其是冲着马鲁古群岛上的肉豆蔻，荷兰人在葡萄牙人之后来了。

肉豆蔻是很特殊的香料，因其所含肉豆蔻醚有令人兴奋和致幻作用，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一直被当做有异域情调的催情剂，被称为“令人心醉的果子”。

这个世界有名的欧洲低地国家，从西班牙手下获得独立之后，因为“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所以很快发展成为17世纪航海和贸易强国，一度被誉为“海上马车夫”。

独立后不到十年，便有荷兰船队首航印尼。到年，它更是组建了臭名昭著的的荷属东印度公司，重点入侵印尼。

年，雅加达落入了荷兰之手，并将名字从查雅加尔达改成了巴达维亚（Batavia）。

有如小狗撒尿，取此与整个印尼群岛很不合拍的城市名，是为了让在外的荷人不忘其祖家（16世纪，欧人称低地的北部为Batavia，即今之荷兰，而南部为Blgica，即今之比利时），也是向外人表明，这是荷兰圈的地儿。

年前的雅加达（巴达维亚Batavia），市区古木参天，人口稀疏，洋人的生活与土著及早期华侨，形成巨大反差。

日后，东印度公司也将总部迁入此地。

一开始，它的目标也很单纯，就是想垄断东南亚香料的贸易权。

但随着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它的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大，开始在整个亚洲都胡作非为。

年，中国的台湾省沦为荷兰的殖民地，直到年，郑成功将它给赶出宝岛。

好在在整个印尼群岛，暂时还没有多少人能挑战荷兰殖民者的地位。

这也让它不仅通过枪炮来整合分散的印尼群岛，让它们变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综合体”，并逐渐成为今日的国家。

同时也将巴达维亚打造成了一颗明珠，也是热带地区的阿姆斯特丹，就像英国重金打造香港一样。

以此为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贸触角向西远至波斯、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向东延伸到马鲁古香料群岛，向北抵达中国和日本。

直到今天，荷兰人依旧喜欢称雅加达为巴达维亚，因为它寄托了荷兰的“光荣与梦想”，也是荷兰殖民历史上的少有的辉煌。

而来此之地的华人，则喜欢称它为巴城或吧城，中国史籍有时又称为“吧国”，而当地人则爱叫它为八打威（Btawi）。

在这一亲昵的称呼的背后，则是华人为之付出的无数心血。

“分而治之”下的唐人街

从一开始，荷兰人就深知这一现实：

如果要把巴达维亚建成“整个东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没有劳动力，或不设法增强与中国海商的贸易，这些计划都将落空，他们也就无法巩固这个刚用武力夺得的据点。

他们也深知华侨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

他们还认为这个新兴的城市“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占绝对多数”，否则这个城市难以生存。

事实也印证了荷兰人的推论。

没有中国人，荷兰很难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巴城的雏形。

尤其它需要解决从南面森林和山脉（每年有接近天都在下雨）的河水流入城市带来的问题。

日后，巴城的主要建设工程，如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房屋和港湾的建造、城墙及防护要塞的修筑大多由中国人承包兴建。华工熟谙制砖和砌砖工艺，令荷兰人甚为称道；

此外，17世纪初到末期，华工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印尼种植业的繁荣。

尤其是咖啡、胡椒与甘蔗这几种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给荷兰殖民者带来了神话般的财富……

所以，为了能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荷兰殖民者甚至跑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去“绑架”移民。但问题是，随着华工源源不断地下南洋，让荷兰人惊恐地发现，当地华人的数量超过了欧洲人。

尤其是他们面对殖民当局残酷的压榨奴役而发生的争取合法正当权益的斗争，让它时常怀疑中国人图谋杀害他们这些“爪哇的主人”。

程日炌《噶喇吧纪略》中便提及，“荷兰者睹唐人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艺。”

年10月，荷兰殖民者对华人举起了屠刀。在持续一周时间的大屠杀中，华人的鲜血染红了流经此地的一条河，史称“红溪惨案”。

红溪惨案

即使欧洲的殖民者们，也在道义上指责荷兰人的凶残无道。

与此同时，它们也担心华人与印尼原住民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在惨案当年，一不做二不休，在雅加达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华侨赶出城外，在“特定区域居住”。

它便是今天的雅加达很著名的唐人街——草埔，也就是格洛杜克（Glodok）。自此，它成为了华人在雅加达刻骨铭心之地。

与此同时，当局还命令这些华侨，不能随便跨区域迁移和流动。

华侨若想从甲地到乙地，“必须持有荷印殖民政府颁发的通行证，否则将被认为非法，”从而被逮捕监禁。

此后，居住区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被推广到全印尼，直到年才被正式废除，前后共实行了年。

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分而治之”，疏远了华人与原住民之间形成已久的亲密关系，和互相认同，制造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不过，荷兰殖民者也很快尝到了经济衰退的恶果。

这让它也很快意识到，消灭华人乃是不智之举，对华人的政策转而由排挤变为同化，对华人又打又拉。

年，荷兰殖民者又颁布第号条例，将这里的居民分为“欧洲人、准欧洲人、原住民、准原住民”四等。

其中华侨华人属于准原住民，是东方外国人，但他们的地位在印尼土著居民之上。甚至，它还将荷兰统治后出生的华人定为荷兰籍。

与此同时，它还将印尼原住民主要限制在农业领域，通过“实物定额纳税制”、“强迫供应制”残酷地剥削印尼农民，导致印尼农民的绝对贫困。

相反，华人在经商才能方面，它则有意识地给与扶持，培养华人充当中介商这一角色，并大量任用华人充当包税人。

被荷兰人推到一线，是好也是坏，它让华人在印尼持续不断的反荷斗争中，成为了牺牲品。原住民将自己对殖民者的怒火，发泄在这些华人的身上。

当然，它也让勤劳又有智慧的华人，再次拥有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只要能抓住机会，他们就容易东山再起，成为引人注目和潜在风险颇大的富裕阶层。

张弼士便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位。

垦殖。开发锡矿，甚至房地产

还有人成“吉隆坡的王”

爱国侨领张弼士

张弼士是从汕头，跟着水客到达雅加达的。

一开始，他寄食于当地所组织的同乡会——大埔会馆，后来在一家米店当杂工，接着又到了一家纸行当帮工。

他的第一桶金来自纸行，那是因为老板看他勤恳麻利、精明过人，兼忠厚老实，所以把自己的独女许配给他。

不过，让他发家的，绝对不是这种天赐的好运，而是因为自身的努力。

总结起来，最重要的就在于他的冒险精神，以及对商机的把握。

他在谋生的过程中，一直不放弃自己对当地的观察。就这样，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商机，那就是看到巴城的老外不仅多，而且喜欢出入夜总会，这就意味着来自欧洲的高档酒类，一定会有市场。偏偏巴城缺这些商品。

有机会，还需要有魄力。

偏偏他又能当机立断，果断调拨资金，开设了一家商行，经营从欧洲进口的原装葡萄酒，加上价钱也比较适中，一下子生意发展起来。

这种精明伴随着他的一生。

日后，他投资过锡矿，办过银行，还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张弼士还干过房地产开发。

某种意义上，他是今天中国所有房地产开发商的“老祖宗”。

那个时候，很多到印尼来淘金的欧洲人，包括华人、华侨，都通过种植或者经营矿业而发达起来，有了“消费升级”的欲望，也有这方面的实力。

但是，当时的印尼比较落后，一般城市的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

正是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市场，他马上着手开发，而且还有意识地选择在印尼棉兰，以及马来西亚槟榔屿这些地方，因为这里都有风景优美的海滩。

加上其开发的楼盘多是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欧洲和华裔富商的目光。

当然，让他富可敌国，还在于他主动地投入了垦殖开发。

因为印尼的岛屿多，殖民当局没有精力自个消化，但又不放弃开发与掠夺，便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

他再次抓住这一机会，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这让他又一举成为印尼很有实力的种植园主。

从他以上的手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要想在异地获得成功：

一方面就是发扬中国人勤劳、朴实的秉性，它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生存的立身之本；

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会融入，要了解当地的风情和文化，注重当地的经济状况和特点，建立广泛的同族及跨族网络，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取人之长。

年前后，与李鸿章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姻亲之情，曾参与洋务事宜，并于甲午前后派充清驻英、法、意、比国公使的龚照瑗衔命考察欧美，途经新加坡时，曾与张弼士晤面，并进行了热烈而友好的交流。

龚曾问，西方人用什么办法让南洋商务变得这么繁荣昌盛？

张以《史记·货殖传》之语以对曰：“因人地之宜，利道教诲，以法律整齐保护，使人乐事勤工……”

（“利道教诲”一句来自《史记·货殖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也就是，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龚又问，你又是靠什么致富的呢？

张则坦诚地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勤俭，择人任时，能发能收。”

还得承认的是，张弼士的成功除了独到的经营哲学，还离开不了当时良好的客观环境和时代条件。

他赶上了荷兰人大力开发其殖民地的时代，同时源源不断南来的华侨让他创办各类公司，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力在此形成了有效的结合。

也正因此，除了张弼士之外，还有不少人在下南洋中获得了成功。其中就包括他多年的合作者张煜南（榕轩）。

在苏门答腊岛棉兰地区10余年的锐意经营，让张煜南逐渐成为棉兰地区华侨社会中的首富，也是公认的华侨头面人物；

张氏兄弟

还包括比张弼士年长四岁的惠州人叶亚来（即叶德来），他是被卖到南洋淘金的典型“猪仔”。

不过，他抓住机会，逐渐成为吉隆坡的华人领袖（甲必丹），并在当地8年内战之后，与同乡叶亚石、叶观盛等人花了7年时间重建了吉隆坡，成为“吉隆坡的王”。

直到今天，吉隆坡依旧还存有一条“叶德来街”。

不过，这些华人即使在国外备受推崇和爱戴，甚至贵为一邦之主，但依旧身居异域，情系故土。正所谓，纵你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

也就在“龚张会”中，还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龚氏握着他的手说：“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盍归救祖国呼？”

张弼士则说：“怀此志久矣。”

现代中国的建设

缺不了华人华侨的身影

今天回过头再看我们的来路，得承认的是：

不论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还是由闭关自大到开放自强，既得益于内生的改革力量的推动，也有外来力量的“加持”。

这里既有西方殖民者用洋枪洋炮的“大破”，更有来自华人华侨一腔爱国热情的“大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小安曾在一次讲座中回顾这一百多年，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高潮。”

第一，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爱国高潮；

第二，抗日救亡的爱国高潮；

其三，积极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高潮。南洋学子纷纷回国上学，留欧留美科学家纷纷回国报效祖国；

其四，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的高潮。中国最早四个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港澳台东南亚华人；

其五，21世纪之初，新一波大规模留学生移民归国服务创业的高潮。

主导这几次高潮的，多是一些背井离乡到外地讨生活的农民。但正是这些被歧视，甚至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中国国际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先锋力量和开拓者，改变了华侨华人自身的命运轨迹和“现代中国”。

这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华人华侨的姿态的改变。

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到《马关条约》、《辛亥条约》，清政府不仅割地，而且要赔款。巨大的财政压力，以及自强需要，让它们迫切希望能得到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侨资）与技能。

这也让它们一改原来的海外华人政策，从冷漠与敌视转为保护与利用。

张弼士等人的崛起适逢其时。

年起，他被清政府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挑选为槟榔屿首任副领事，在黄遵宪回国之后，更是在龚照瑗奏请下，署理总领事。

甲午战争失利之后，中国政府将铁路建设提升到关系国防的“势不可缓”的工作，他遂在年，应张之洞与王文韶的要求被“札调回华”，与盛宣怀“商酌招股事宜”，从而开始参与芦汉铁路的筹款工作。

为此，他又参与了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建，并出任总董。

年，他又被委任为粤汉铁路帮办，第二年又被委任为粤汉铁路总办兼广东佛山铁路督办，包括购地和筹款以及主持修筑“省河堤岸”工程、广三铁路的前期修筑工程，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年）由于慈禧太后的召见而离职。

可以说，他为广东早期的铁路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也正是在他的劝说和鼓励之下，张煜南和他兄弟张鸿南投资兴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华侨资本经营的商办铁路——潮汕铁路（连接潮州府与汕头埠）。

也正因为这条铁路的出现，我们今天才有“潮汕”之说。

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正是詹天佑。

年，潮州至汕头铁路竣工。年，抗战时被毁，后改建公路，现仅存石碑在庵埠。

因为在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在此后的人生中，张弼士曾三次获得慈禧、光绪召见，享受免行下跪应答的特权。

先是“著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加侍郎衔，俟设立商部后交商部大臣差遣委用”，接着又在年被光绪赏了一品顶戴，补授侍郎太仆寺正卿，督办闽粤农工路矿大臣。

不久又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

他以这个身份率团出访南洋，呼吁“勿分畛域”，“视同一体”，召集华侨归国投资。

每到南洋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量华人因此携资回国。

可以说，张弼士起于南洋，但鼎盛于国内。相比而言，尽管胡雪岩的官职也老大不小，但他更像是权力的寄生，而张弼士则名副其实。

吾球君（）常想，如果清政府不倒行逆施，能真心地实行改革，哪怕舍得放弃一点权力，也不至于在这么多人的支持下，最终如一堵腐墙一样，轰然倒塌。

事实上，清政府注重华人华侨，也是有意要和革命者争夺外界的支持。但自助者才天助。结果，这些华侨最终成了革命党的坚定支持者。

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华侨。

张弼士也不例外。他曾支持儿子张秩捃参加同盟会，还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支持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人，并通过胡汉民暗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

但不管国事如何变迁，他仍一往无前。

年，他与周金箴、沈仲礼等人携手美国商人，也是大名鼎鼎的“太平洋上的伟大长者”——罗伯特·大来（RobrtDollar，-）合资创办中美轮船公司，股份中美各半。

为显示中美合作，所有船只一律悬挂龙旗。

有人评论中美轮船公司说:“高悬龙旗，行驶欧美各国，为中国航业第一次发现于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印度洋之创举”。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还担任“中国游美实业团”团长，率队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在此次万国博览会上，由他创办的张裕葡萄酒公司的产品力压众多欧洲老牌葡萄酒。

其中，“可雅白兰地”、“红玫瑰葡萄酒”、“琼瑶浆”和“雷司令白葡萄酒”一举荣获4枚金质奖牌。

这种实业救国，为国为民的情怀，让人总想起了当下的很多大佬们，赚够了钱，却悄咪咪地跑到国外买房置业拿绿卡，准备万一有事便一走了之，但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国内越艰难，他们越要迎难而上。

想想也是，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人愿意为之付出，跑的跑逃的逃，等到愚昧和迷信笼罩着这片土地，国家怎么办？民族的未来又将在哪里？

年，张弼士在雅加达去世。

但他并没有选择在当地安葬，而是扶柩返籍。

其临终遗言，死葬家乡。

尽管雅加达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但却没有找到归宿。

当他的灵柩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

这是对半辈子都漂泊在外的一个老人，无比的哀荣了。

不过，归乡的归乡，但留下来的，还得继续为这片土地的未来奋斗。

在雅加达，展示大国风范

印尼民族独立纪念碑

雅加达市中心的莫迪卡广场（Mrdka为独立之意），是非常空旷的所在，绿草茵茵，建筑无多，正中间却巍然挺立了一座高达米的纪念塔。

塔的顶端，还有一个用35千克纯黄金打造的火炬雕塑。

这座无比醒目的塔，叫印尼民族独立纪念塔。

年，由时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下令修建，年竣工。

这座雅加达市内最高的建筑，在今天无疑是雅加达这座城市的象征，但它更是印尼人民反抗侵略反抗殖民的英勇事迹的见证。

自年落入荷兰殖民者之手，雅加达自此被严密控制了三百余年，但是，这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活动，从来就停息过。

尤其是年爪哇爆发的反荷起义，更是大规模。

虽然以起义者的失败而告终，但它沉重打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揭开了19世纪中叶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序幕。

华人也选择和印尼人民站在了一起。

“五祖庙”便是这一战斗友谊的见证。

五祖，又叫五位兄弟。他们是在南洋做事的五位华工。因为不堪荷兰殖民者的欺凌，为了众多劳工、“猪仔”的尊严，合力杀死欺压他们的工头。但他们又不愿祸及别人，所以各自拿了大工头的肢体去当局自首。

这是宁波人巴人（王任叔）创作的话剧《五祖庙》中所描述的故事。

但它并非为了戏剧效果而故作夸张，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改编。

这五位华工被荷兰殖民者杀害时年龄加起来不过85岁，平均年龄只有17岁。

此剧曾在苏门答腊岛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华侨和印尼军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演出本过于简单，年在荷军侵占苏门答腊后，巴人又含泪重写《五祖庙》，补充了华人和印尼人民联合反抗荷兰殖民者的内容。

在题记中，巴人曾中动情地写道：“我可以诚实告诉读者的，我是在某些地方不禁流下泪过的。”

除此之外，巴人自己也曾活跃在印尼的丛林里，和侵占印尼的日军作斗争。

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他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长篇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

在诗中，他高唱：“像皓月把大海笼髟像骄阳把群岛拥抱／啊！印度尼西亚，我寄旅之乡／我的热望，正这样向你倾倒／我要开始为你歌颂了！”

“印度尼西亚，请听我歌颂与祈祷／我把你和祖国一起在怀中拥抱……”

这些热烈的感情让人看出，巴人把印度尼西亚当作第二祖国，他深爱它的人民。

年4月13日，中印建交，巴人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首任驻印尼全权大使至年回国。这位宁波人，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人大使”之一。

只是，没有谁愿意放弃自己曾经到嘴的肥肉。

尽管二战让荷兰殖民者在东印度群岛的实力大为削弱，并在二战结束时从其东方殖民地全部撤出。但是在战后，它依旧试图重返荷属东印度。

这也让在年8月17日正式成立的共和国，又被迫开始长达四年的反荷斗争。

但胜利最终属于印尼人民，同样也属于这里的华人华侨。

雅加达也拿回了自己曾经的名字。那个带有浓郁的殖民气息的巴达维亚，逐渐成为这个国度意识深处的历史。

脱离了殖民统治，使得印尼不仅成为了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反帝反殖民斗争的一面旗帜，还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者。

年4月，苏加诺联合中国、印度、缅甸等国，在万隆召开了影响深远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使印尼以“新兴力量”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年成立不结盟运动和年成立东盟时，印尼也是重要发起国和领导者。

与此同时，这个地理位置尤其重要的千岛之国，自20世纪60年代末，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至年间，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跻身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亚洲四小虎”一员。

作为首都，雅加达逐渐长成了今天的模样。

这一时期的华人华侨，也因为中国宣布取消双重国籍，更多的成为了居留国的公民。

这也让他们与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

尽管历史的隔阂，以及现实的困扰，曾让华人华侨依旧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他们不仅致力于当地的建设，而且，他们大多以专注公益事业的形象示人。这在今天也成为有钱华人的第二大特征。

这无疑缓和并增进了他们与当地族群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从晚清的国弱民穷，经过百年来人民的牺牲和奋斗，终于昂首站立在世界之林，那些生活在外地的龙的传人，也一并挺直了腰杆。

在吾球君（）看来，今天的中国，在张弼士之后，需要再下南洋。

其一，中国要想走出美国组织的包围圈，冲出第一岛链，需要和东南亚搞好关系；

其二，现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无一不是在与华人华侨的紧密互动中，而走到了今天。在未来中国要想继续谋求民族复兴，这些华人华侨依旧缺一不可。甚至，他们还是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天然桥梁；

其三，相比较东京、纽约、伦敦，东南亚的曼谷、马尼拉、吉隆坡，尤其是雅加达，依旧缺乏存在感，但是它们作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也是人口超千万的都市，对于渴望在海外寻求更大发展的中国品牌来说，都是一块矿藏无比丰厚的处女地。

但这种下南洋，也绝非过去那种大量移民，而是通过经济合作，和区域对话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东南亚人民了解自己，更一步认识华人勤劳、进取，以及爱好和平，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的精神。

当然，体育赛事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也就在印尼民族独立纪念塔面前，印尼人民迎来了第18届亚运会在雅加达的开幕。这是它第二次举办亚运会了。此前的第一次，是在年的第四届亚运会。

这也让雅加达成为继曼谷、新德里之后，第三个取得两次亚运会主办权的首都城市。

年八九月间，第18届亚运会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举行。其原本由越南河内举办，但因故由雅加达接棒。

这既是老天对这座多苦多难的城市的回报，也是这个世界对其发展的认可。

因为各种原因，中国错失了第一次，但吾球君（）相信，它一定会在第18届亚运会上，拿出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风范。

而雅加达，这座过去华人的血泪地，也一定会在不断地交流中，被浇灌得更加出色。

终究是它所梦想的“胜利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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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

大型电视纪录片《张弼士》（中央电视台、天津市张弼士研究会联合摄制）、《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红顶商人”张弼士》（徐春霞）、《张弼士商道与客商精神》（黄杰明）、《论张弼士的经营哲学与科技创新》（冯君、韩小林，《嘉应学院学报》）、《张弼士的传奇故事和爱国情怀》（林宏伟，《中华工商时报》）、《筑事

张弼士堂与晚清南洋华侨首富》（吴湘，iSYSU）、《张弼士：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华人首富》）、《张弼士故居：南人光祖国，海天颂张公》（刘晓娟，《南方+》）、《生死哀荣张弼士》（魏明枢，《炎黄世界》）、《张弼士逝世周年：华人首富的传奇一生！》（张裕葡萄酒）、《他是“晚清李嘉诚”,比胡雪岩更有钱，为何能全身而退？》（《最爱历史》）、《年前叶氏玉堂、万高两公，后裔各出一名甲必丹》、《潮汕铁路：因为它，才开始有“潮汕”之说》（潮汕商人网）、《叶亚来与吉隆坡——马来西亚随笔之六》（赵太常）、《华侨华人与伟大复兴》（李艳，海外网）、《从禁南洋案看清政府对南洋贸易政策变迁》（杨帅，《兰台世界》）、《龙岩旅居印尼的爱国侨领翁福林》（吴远平）、《贫贱才要移!晚清中国向哪些国家移过民?》（陈事美）、《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孔飞力）、《清朝末期政府的华侨政策研究》（田兴斌）、《小港李家张太夫人——王国维笔下的伟大女性》（《东南商报》）、《印尼有万华人海外最多，华人贡献被高度评价》（环球军事网）、《印尼风物志：雅加达老城区的唐人街》（汉砖秦瓦）、《东南亚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及其原因——泰国和印尼的对比分析》（李洁，《八桂侨刊》）、《印尼华人：荷兰殖民者的替罪羊》（清风明月逍遥客）、《“原乡”与“神州”———马来西亚华裔汉语写作中的所望之“乡”》（王列耀、赵牧）、《“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高艳杰）、《印尼华侨的艰辛历程与启示》（杨宇立）、《亲历雅加达：2.6亿人口的消费未来》（《懒熊体育》）、《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研究》、《福清市阳下溪头村:昔日最穷村今朝百亿村》（叶向荣、刘家铭、贺鹏，《福州日报》）、《沉痛悼念林文镜：曾与李嘉诚齐名的“福建传说”！曹德旺称他位“大哥”！》（《闽商报》）等文献/文章/图片……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