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城市的初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工商业日益繁荣，整个社会处在变法革新的大变革时代，促使城市获得巨大的发展，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首先，大规模城市建设活动的兴起。从春秋中期开始，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当时诸侯割据纷争、征战不断，修建城邑成为增强国力、保存国家、参与争霸的重要手段。

在先秦的文献中，关于春秋时期筑城、修城郭的记载屡见不鲜，仅见于《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就有鲁国27次、楚国20次、晋国10次、郑国4次、齐国3次、宋国2次，郝、陈、吴、越各1次；

从先秦文献与方志对照来看，至少找出春秋时代的35个国近六百个城邑，其中晋国91、楚88、鲁69、郑61、周50、齐46、卫30、宋25、莒16、秦14、吴10等等，而实际上春秋城邑数绝不止于此，当在千余以上。

战国时期各国城邑更多了，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秦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余”，燕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足见城邑数量之多。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周礼对城邑建设的限制开始松动，各国城邑“违制”现象不断，擅自营建新城、扩大城邑规模及打破礼制营建制度的约束。

当时，正值旧贵族衰落、新地主兴起，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西周初所形成的营国制度，不仅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要求，反而阻碍封建城市的发展，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必然要打破所谓的“先王之制”的束缚，探索新兴封建城市的发展道路。

其次，城内设市的普遍化，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从春秋中叶开始，工商食官制解体，私营工商业的壮大，城市的经济职能显著增强。春秋战国时期，市与城的结合更加紧密，几乎所有的城邑都设有市场。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就记载：魏国大梁以东地区“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苏秦在游说齐闵王时说：“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市而奉王”；秦惠王时，张仪在蜀地修筑城池，成都、郸城、临邛城“市张列肆”。

“市”作为城市居民的公共交换场所，己成为城市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更出现了以“市”为主体的商业城市。《史记货殖列传》载：“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随着城与市的结合，城市逐渐作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流传下来，并逐渐制度化。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城”与“市”的连用，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韩非子爱臣》载有：“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这表明中国古代城市已经从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堡垒的“城”发展到了兼具经济职能的“城市”。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当时的都城布局规划大体都可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等部分。如齐国都城临淄故城不仅有城门、城壕、道路，而且还有排水道与城外护城壕相连通；城内已发现的冶铁、炼铜、铸钱、制骨等作坊遗址都集中在大城东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春秋时期，井田制逐渐瓦解，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城市的自由民增加，出现了许多私营工商业者，社会各阶层间流动频繁，城市人口结构也日益复杂，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成为当时各国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

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秦汉时期，中国城市获得进一歩的发展。伴随着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城市空间分布的范围大大扩展，并且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城市等级体系。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统一的郡县行政体系，秦初设36郡，后增至40郡，郡下设县；汉承秦制，亦设郡县以治民。

由于统一局面的形成，战乱减少，社会相对稳定，城市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春秋战国时期强调安全防御转为对内控制，“牧人民，为之城郭”，城市成为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治理天下的政治节点。因此，在统一完成之后，秦始皇就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竞相造城的混乱状况进行整顿。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堕坏城郭，决通川防”，毁圻关东诸侯泛滥的旧城郭；西汉初高祖刘邦“令天下县邑城”，出发点也在于此。除了咸阳、长安、洛阳等都城建设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之外，地方郡县城市也获得快速发展。琅邪郡城，“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以为郡，城即秦皇之所筑也。”

三川郡城，初“城隍倡狭，卑陋之所”，“秦又广之，以封不韦。”汉千童县城,即秦千童城，秦始皇派遣徐福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药，置此城以居之，故名。一些城邑因带有政治背景而远远大于普通州县城市的规模。西汉梁孝王凭恃窦太后少子、景帝同母弟的身份，“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

广陵城本为“吴王澳所都，城周十四里半。”随着这些边郡的开发，移民的增加，增建郡县治所，设置新城。如昭帝始元六年（前81）“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初置6县，到成帝时已增至13县；光武帝时，马援南征交趾“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

尽管城市分布空间已大大扩展，但就全国而言，城市空间分布不均衡仍然十分明显。两汉时期，江南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口稀少，城市也非常少。当时黄河中下游城市稠密区和江南及西北边疆城市稀疏区的对比明显。

若以西汉州郡为衡量单位，城市密度最高的青州达每万平方公里22.48城，北海郡更多达65城；密度最低的交州每万平方公里仅1.10城，合浦郡只有0.51城；东汉时期密度最高的为兖州，每平方公里分布有15.6城，最多的山阳郡达28.3城；

密度最低的为益州，每万平方公里为L10城，最少的永昌郡只有0.36城。秦汉时期，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各级行政中心为依托都城一一郡（州）城一一县城的城市等级体系。

秦汉时期，城市管理的水平也有所提高。治安管理方面，汉代设置有专门的官吏，严格把守城门，控制出入。京师长安设有城门校尉，属官有司马、十二城门候。

而且颁布不少禁令和消防措施，火灾发生后，官府要追究肇事者和负责官吏的责任；成都有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后来廉范为蜀郡太守进行改革“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市场管理方面，城中设市更加普遍，市场的管理也更加完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政治上南北的分裂，经济上南北发展速度不均衡，对城市的空间分布、结构布局和管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先秦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城市分布的重心所在，然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兵燹连绵，城市凋敝，人口锐减。战乱也引发空前规模的北人南徙浪潮，“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统计，自八王之乱至刘宋（-）共计余年，北方人口南迁者达90余万。

为了加强对南迁人口的控制，六朝各政权都加强了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增设郡县，治所城市的数量由此大幅增加。在北方城市衰落之时，南方城市却广泛兴起，这预示中国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正在逐渐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的结构布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秦汉都城内宫殿分散布置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官署逐渐变为集中布置，多在整个城市的北部，前朝后市的传统被改变，逐渐形成以一条比较重要的街道为中轴线的对称布局，宫殿、官署则居于中轴线北端。

邺北城平面呈横长方形，西墙金明门至东墙建春门之间的东西横街将全城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中间为宫殿区，西侧是禁苑“铜爵园”，东侧是高官贵族的宅第“戚里”，南部为一般衙署、府库和里坊等。

据左思《魏都赋》记载：宫殿区主要建筑有文昌殿和听政殿，为曹魏政权的中枢所在，二者东西并列，形成两条南北向的宫殿建筑轴线；西面大朝区以止车门一一端门一一文昌殿为轴线，东面常朝区以司马门一一勤政殿为轴线；止车门前有十字相交的御街，其南北向御街直抵南墙正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

东魏、北齐建邺南城，以北城中轴线为基准，向南延伸拓展，贯穿南北二城，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外朝、内朝主要建筑均布置在南北中轴线上，东西宫室、翼室左右对称排列；

城内职能分区比较明显，北部主要为宫殿和官署及贵戚居住区，南部主要为平民里坊及作坊、商市区，一改过去平民里坊与宫殿、官署相互错落参杂的布局方法，也改变了过去“面朝后市”的传统，使市场所处的位置更加合理。

同时，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居民构成和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出于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坊逐渐取代里成为城市管理的基层组织。在城郭之内设计大规模棋盘式封闭的居住单元一一坊。学界多认为曹魏所筑的邺北城为其肇始，但台湾学者刘淑芬认为北魏平城才是最早出现大规模城坊规划的城市。

结语

五世纪初，为了安置大量迁徙至都城的人民和军队及加强控制都城内的居民，北魏规划平城时，在城郭内兴筑大量封闭的坊。北魏洛阳城中就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干罗国胡王所献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北魏政府也非常重视坊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