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云景物當前語，“要眇宜修”貴細參。雲影天光搖蕩處，微言多少此中涵。

蘇辛健筆開新境，言志抒懷體自殊。須識東坡“韶秀”處，莫將豪放誤粗疏。

凡是一種文學藝術，都有它產生的特殊條件，因此，構成了此種文學藝術的特質與特長，同時，也包含了它的局限性。

詞是唐代始創的一種新文學體裁。中、晚唐詩人採用民間流行的曲子詞體，按拍填詞，提高其藝術風格。溫庭筠是詩人填詞之奠基者。經過五代、兩宋三百餘年之發展變化，詞遂由應歌之作而變爲言志之篇，然終有其特點與局限，與詩體不盡相同。王靜安先生謂：“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境長。”（《人間詞話》）這幾句話很能説出詞的特質。

晚唐、西蜀此多作於歌筵酒席之間，所以“娛賓而遣興”，爲歌唱而作。當時唱詞者多是少年歌女，故詞之内容亦多是寫男女之間的閒情幽怨，作者與歌者都會感到親切，而其相應的風格則是婉約馨逸，有一種女性美，亦即是王靜安所說的“要眇宜修”。南唐馮延巳、李煜之作，擴大堂廡，提高意境。兩宋已還，名家輩出，在內容與風格方面都有新發展，蘇軾、辛棄疾貢獻尤大。這時，詞可以詠史，可以吊古，可以抒發抗敵愛國之壯懷，可以描述農村人民之生活，風格亦變為豪放激壯。詞似乎已由附庸之邦蔚爲大國矣。

儘管如此，但是在內涵與做法上，詞仍有其不同於詩之處。詞是長短句，音節諧美，音樂性強，又因篇幅短，要求言簡義豐，渾融蘊藉，故詞體最適合於“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佪要眇，以喻其致”（張惠言語，見《詞選序》），而可以造成“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周濟語，《介存齋論詞雜著》）的境界。這是詩體所不易做到的。但是在內涵方面，則又有其局限性。因爲詞體要受詞調的限制，篇幅既短，且需遵守嚴格的韻律，雖然蘇軾、辛棄疾以高才健筆盡量開拓詞的內容，做出榜樣，但是仍然有許多東西在詞中是無法容納的。譬如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諸詩陳述民生疾苦、彈劾暴政的內容，是很難用詞體表達的；又如杜甫《八哀詩》、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等長篇敘事詩的內容，也是詞體所無能爲役的。所以王靜安說，詞“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就是這個道理。

還有，詞體初興時，形成了婉約的風格。強調這標準而忽視後來的發展，固然是不對的，但是詞終究不宜過於淺露、直率、粗獷。蘇軾詞的豪放曠逸，辛棄疾詞的悲壯激蕩，是人所公推的；但是蘇、辛詞還是保存了詞體深美閎約的特點，後世有識的論者往往指出。周濟說：“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介存齋論詞雜著》）劉熙載說，蘇、辛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托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別調者哉”（《藝概》卷四）。夏敬觀說：“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吷庵手批東坡詞》，轉引自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這些評論，都是很有見地的。

譬如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永遇樂》（明月如霜）、《木蘭花令》（霜餘已失長淮闊），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菩薩蠻》（鬱孤台下清江水）、《水調歌頭》（落日塞塵起）、《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賀新郎》二首（把酒長亭說、鳳尾龍香撥）、《漢宮秋》（春已歸來）諸名篇佳什，都是符合上文所引周濟、劉熙載、夏敬觀諸家所提出的標準的。這些詞都是傷時感事、義蘊豐實之作，並非閨房兒女之言，而在藝術風格方面，則于豪宕激壯之中，有韶秀深美、渾融蘊藉之致，並非淺直、率易、粗獷、叫囂之弊。使人讀起來，覺得意味淵永，縱然變化多端，仍不失詞體“要眇宜修”之特美。讀古人詞而欣賞其境界、研究其流變者，正益、宜在此等處深悟參悟，不必沾沾著眼於所謂“豪放”與“婉約”兩種風格之不同，而區別涇渭、強分高下也。

本文論詞之特質只是粗陳梗概，未作詳盡闡述。以後我與葉嘉瑩教授分別撰寫的各篇《詞說》中，都將根據其體情況，評述各位詞人在其作品中所表現之詞的特質。

一九八二年六月寫定

（原載《四川大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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